篇一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指出： 要继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确保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落实这个要求， 对每个党员干部来说， 关键是要解决“好人主义” 问题。

现实生活中一些党员干部身上存在的种种“好人主义”，确实正在影响着从严治党， 正在影响着党员干部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比如： 我们说要讲党性讲原则讲正气， 而“好人主义” 却不讲党性讲关系， 不讲正气讲和气; 我们说要大胆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而“好人主义” 却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明知不对， 少说为佳， 明哲保身; 我们说要弘扬正气， 伸张正义， 见义勇为， 而“好人主义” 却见义不为， 见恶不愤……凡此种种， 不一而足。

党内的“好人主义” 虽然只发生在少数党员干部身上，但其恶劣影响不可低估。 如任其蔓延， 将会造成严重后果。因此， 从严治党必须反对好人主义。

从严治党， 反对“好人主义”， 关键在于各级党组织严格坚持“从严治党” 方针， 严格党内政治生活， 以党章为根本遵循， 坚持党的政治路线、 思想路线、 组织路线、 群众路线， 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 敢于坚持真理， 敢于向歪风邪气作坚决斗争， 敢于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 拿出“敢于得罪人”的勇气， 对各种错误思想、 错误行为敢怒敢言敢抓敢管， 坚决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懈的斗争， 对于是非分明、一身正气的党员干部， 应保护和支持， 对于是非不分“善恶皆言好”， 违背党的宗旨、 违反政治纪律和组织原则的现象和行为， 要认真追查， 严肃查处， 该批评的批评， 该处分的处分， 决不姑息迁就。 唯有如此， 党员干部才能为匡正党风，端正民风， 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从党的领导弱化、 党的建设缺乏、 全面从严治党不力，到党的观念淡薄、 组织涣散、 纪律松弛; 从“为官不为”“为官乱为”， 到“微腐败”“塌方式腐败” 等一系列问题， 都能从领导干部责任意识“沉睡”， 做老好人、 明哲保身、 你好我好上找到原因。

好人主义是不讲道德的表现， 更是不讲党性、 不讲党纪、不讲党规的体现。 党教育培养一名党员干部不容易， 如果领导干部对其成长不负责、 不担当， 不敢批评、 不敢问责， 导致党员干部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 在思想作风方面出了 问题， 党组织多年的培养和本人以前的一切努力就毁于一旦。严管就是厚爱， 问责就是警醒。 唐代御史韦思谦曾说：“不能动摇山岳， 震慑州县， 为不任职。” 各级领导干部，或多或少都担当着管理、 教育、 监督的职责。 领导干部不仅要自 身干净， 还要纯洁队伍; 不仅要管人管事， 还要管思想管作风; 不仅要遵守党规党纪， 还要管好家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 如此， 才算尽到主体责任、 管理责任、 领导责任。铲除好人主义， 关键在于落实问责的“严”“实” 精神。

对党员干部的违规违纪， 决不能搞下不为例、 网开一面。 同时， 要坚决落实终身问责， 对失职失责的领导干部， 不论其是否调离或转岗、 提拔或退休， 都应当对其严肃问责。没有规矩， 不成方圆。《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 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把自己摆进去， 以身作则、 以上率下， 敢于较真碰硬、 层层传导压力， 让失责必问、 问责必严成为常态。这个要求， 对于唤醒责任意识、 激发担当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 让失责必问成为常态， 让担责尽责成为自觉， 才能清除好人主义， 确保党的队伍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篇二

好人主义， 很出名， 也很普遍， 更有市场。 出名在于， 其提法源于上世纪， 早就混了个眼熟。 普遍在于， 人们身上或多或少都有那么一点。 有市场在于， 它有哲学理念支撑。

笔者以为， 好人主义就是模糊真假、 善恶、 美丑的难得糊涂， 就是放弃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一团和气， 就是架空民主集中制原则的釜底抽薪， 就是拨弄着小算盘的的唯我独尊。“好人主义” 的四副面孔

在一些地区和部门， “好人主义” 并不鲜见， 这些人有很多共同点， 将虚头巴脑当“忠诚”， 具体来说，“好人主义”主要有以下四副面孔：

不作为型

只要不出事， 宁可不干事。

讲求“混”， 工作马马虎虎则可， 表现勉勉强强为上，上不得罪领导， 下不招惹同事， 办公室里看看报纸， 工作时间喝喝茶水， 终日精神不振、 思想涣散， 在他们看来工作不是干出来的而是混出来的， 因为就是这种混的思想让他们得到很多人的好评以及领导的赏识， 既不会被同事嫉妒， 又不会被领导“拔刺”， 他们成了 标标准准的“老好人”， 工作的唯一目 的就是安安稳稳拿工资， 而唯一的工作也是安安稳稳拿工资。

粉饰太平型

遇到矛盾绕道走、 碰到困难往后退。

发现同志有是非过错， 宁愿说些奉承话， 也不肯“拉拉袖子提个醒”， 该批评的不批评， 该劝阻的不劝阻， 该制止的不制止， 最后使得有错误的同志执迷不悟， 错失改正错误的良机， 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最终酿成无法挽回的大错。

曲意奉迎型

这种人见了 上司弯腰如虾， 柔声如猫， 即使不在口 头上说自己是孙子， 也要在精神是自贬三辈。

遇事随声附和， 对上级的工作不作辨别， 不提意见， 口中常挂的就一句话“您哪说我哪办”， 有时明知上司有错，也不纠正， 不制止， 不提不同意见， 生怕因此影响自己的前程。 有的更是唯唯诺诺， 刻意奉迎， 如果上司说轮船能在天上飞， 他便会说轮船在天上比飞机飞得还快还好。 这种人时时处处迎合上司心理， 让上司很受用。

相互利用型

有心“栽花”， 无意“栽刺。

为了 进退自 如、 升迁有余。 他们就象水中的鱼儿一样，上边能游下边也能游， 领导面前“抬轿子”， 下属面前“吹哨子”， 两头逢迎两头惹， 不但是领导眼中的“好下属”， 而且是下属心里的“好领导”， 在善“游” 者的观念中， 出不出成绩没有关系， 反正只要“轿子” 抬的好， 领导就会提拔，只要“哨子” 吹的响， 下属就会拥护， 就算偶尔犯点错误，也有领导庇护、 下属求情。

人世间洋溢着真假、 善恶、 美丑， 需要人们求真、 惩恶、尚美。 好人主义者不会这样做， 而是任其发展， 假恶丑一视同仁。 这样的好人主义， 权高者毁国， 权低者坏事， 无权者毁己。 秦朝末年， 弄权者指鹿为马， 好人主义者不予反对，让秦始皇计划万年的江山二世没搞完， 就让刘邦项羽翻了 天。各种法制原则， 好人主义者变通执行， 让法制原则朝令夕改、无所适从， 结果腐败丛生、 怨声沸腾。 好人主义者， 以惺惺作态的模糊态度， 让真善美孤独成长。

“良药苦口 利于病， 忠言逆耳利于行。” 批评与自 我批评作为一种言论形式， 对于纠正、 提醒言行不当， 具有关键时刻醍醐灌顶的神奇作用。 好人主义者不会这样做， 一味表扬或沉默， 让错误如野草疯长， 还让当事人觉得这是秋收丰年的节奏。 在这里， 好人主义者就是温水， 让错误横行霸道如青蛙， 最终毁掉的是青蛙。 好人主义者， 不会说忠言， 只有蜜语或谗言或无言， 结果让大局成为乱局、 败局。民主集中制是一个伟大的制度， 将人类社会最崇尚的民主与集权统一， 各自得到体现。 许多宏伟大业成于民主集中制， 远的有大唐时代的贞观之治， 唐太宗李世民纳谏之民主之集中。 近的有我党从 1921 年到 1949 年之间 300 万名共产党员用无畏牺牲换来的革命胜利和共和国政权， 之所以能如此， 民主集中制凝聚了 党心民意。 好人主义者不发挥民主之作用， 也不做实集中之实， 而让民主不充分， 让集中不科学，使民主集中制走了 形式， 搞了 过场。

好人主义的本质是利己、 害己。 这种利己是短期利己、长远害己。 好人主义者内心都有以自己利益为核心的小算盘，都有以不得罪人为基本出发点的处事哲学， 在他们眼里人际关系的利我大于一切， 什么组织利益、 国家利益、 民族利益统统不值一提。 其实， 好人主义者是猢逊， 而组织、 国家、民族利益是大树。 大树未倾， 猢逊可得短时安宁， 一旦倾倒，猢逊只能“鸟兽散”。 说到底， 好人主义就是私与公关系的利私选边站队。 在好人主义者内心深处， 个人利益高于一切，只是被暂时性、 表面性的做派掩盖了 。 每个好人主义者都是个人利益唯我独尊的虔诚信徒。

篇三

对党的领导干部来说， 好人主义不仅是一种重私情、 轻道义的庸俗哲学， 更是不讲党性、 不讲原则的严重问题。 好人主义不会自行消退， 要以“严”和“实” 的精神， 发挥制度的威力， 用问责利剑切除这颗毒瘤。

《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 出台后， 许多干部感慨， 这下子， 对付好人主义有了 “杀手锏”。

此言不虚。 用问责破除好人主义， 激发领导干部的担当精神， 督促其负起该负的责任， 正是问责条例的题中之义。谈到因履责不力被问责， 不少人第一时间会想起尚在狱中的童名谦。 湖南衡阳破坏选举案发生时， 衡阳多名人大代表候选人曾向时任市委书记的童名谦反映贿选情况， 童名谦只是召开会议对换届纪律进行了 象征性的重申， 没有真正对违纪违法行为“亮剑”， 致使送钱拉票之风愈演愈烈， 直至局面完全失控。 童名谦搞好人主义， 误人误己， 即便已升任湖南省政协副主席， 仍躲不过责任追究， 不仅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还沦为“阶下囚”。

“你在消极腐败现象面前当好人， 在党和人民面前就当不成好人， 二者不可兼得”。 对党的领导干部来说， 好人主义不仅是一种重私情、 轻道义的庸俗哲学， 更是不讲党性、不讲原则的严重问题。

党培养教育一名党员干部不容易， 如果领导干部对他们的成长不负责、 不担当， 在其防线松动、 方向跑偏时不敢批评、 不敢问责， 就会使其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 甚至滑向严重违纪违法的泥淖。 从已通报的案例不难发现， 对于一些党员干部从“好同志” 沦为“阶下囚”， 奉行好人主义的领导干部负有很大责任。

好人主义害死人， 对党的事业的危害同样不可低估。 事实上， 从党的领导弱化、 党的建设缺失、 全面从严治党不力，到党的观念淡薄、 组织涣散、 纪律松弛; 从为官不为、 为官乱为， 到“微腐败”“塌方式腐败” 等一系列问题， 都能找到领导干部明哲保身、 你好我好的原因。

严管就是厚爱， 问责就是警示。 唐代御史韦思谦曾说：“不能动摇山岳， 震慑州县， 为不任职。” 各级领导干部都担负着一定范围内干部的管理教育监督职责。 当老好人， 不愿动真碰硬严格管理; 怕失选票， 不敢当面锣对面鼓地严肃批评， 都是不负责、 不担当的行为， 应当受到问责。 领导干部不仅要自 身干净， 还要纯洁队伍; 不仅要管人管事， 还要管思想管作风。 如此， 方能尽到“领” 和“导” 的责任。

好人主义不会自 行消退， 要以“严” 和“实” 的精神，发挥制度的威力， 用问责利剑切除这颗毒瘤。 问责条例明确了 问责对象， 列出了 各类问责情形。 各级党组织要坚决用问责把压力传下去、 把责任压下去， 坚决破除好人主义、 一团和气， 扎紧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笼子。 对普通党员干部的违规违纪问题， 应注重从领导干部身上找原因， 把该打的板子狠狠打下去， 决不能搞下不为例、 网开一面。 同时， 坚决实行终身问责， 对失职失责性质恶劣、 后果严重的， 不论其责任人是否调离转岗、 提拔或者退休， 都应当严肃问责、 决不姑息。